中国崛起这一现实因素，在旧的范式之下，必定会被重新置于对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有利的循环之中。因此，构建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范式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这样不仅可以解释中国崛起的现实，也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
张晖明 经济学博士，中国体育彩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体育彩票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科学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企业理论与实践、技术进步和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城市经济发展与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等。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十多项，先后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七项，上海市优秀中青年教师奖等奖项。著有《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国有资本存量结构调整研究》《企业技术进步与跨越式发展》等；在国家级核心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
“随着中国政治及经济地位的上升，人们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期望逐渐加大：‘中国本土’强调研究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时代’不仅强调特殊性，而且还要求将其上升为普遍理论；‘中国文化’则在更深入的层次上，要求将中国的文化精髓融入经济研究，以此重新补充和完善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有关“中国经济学”的三次大讨论
有关“中国经济学”的探讨，总共可以归为三次大讨论。最初的大讨论始于王亚南先生。60多年前，他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大量重要著作。这是中国的思想先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下，以及救国图新的实践中，探索建立独立自主经济理论框架的第一次努力。第二次大讨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以樊纲对“苏联范式”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为代表。这次讨论，是学者们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现实下，以及经济体制转轨的实践中，摒弃陈旧的理论范式，引进西方先进理论方法，构建适合中国现实与实践的理论范式的第二次努力。第三次大讨论是从本世纪初至今，从林毅夫倡导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到程恩富总结中国经济学要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其间出现了研究中国经济学的大量文献。这次大讨论的现实背景，是中国在“转型”的同时又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步提高，而现有的主流经济学已不能很好解释现实并指导实践，因此，本次大讨论可以看作是在中国崛起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的现实下，学者们为发展适合中国现实性与文化特性的经济学理论，为构建中国自身的经济学“话语体系”而作出的努力。
这三次讨论中，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学”中的“中国”两字的解读，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含义：地缘政治概念、特定历史时代概念、特殊的文化范式概念。这种多层次的解读，代表了国人对“中国经济学”的深厚期待。
1、“中国”：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若将“中国”看作一个地域概念，中国经济学也就可以理解为是中国本土的经济学。
2、“中国”：一个历史时代概念。许多人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按此逻辑，可以将“中国”理解为一个时代，即中国经济学是“中国时代”的经济学。而中国时代令人瞩目的事件有两个：中国内部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中国崛起所造成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改革？中国为何会崛起？对于转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如何调整？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就是要从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寻找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工具性的理论，进而升华为能为全人类所用的普遍性理论。
3、“中国”：一种文化范式概念。当代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经济学，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中国区别于西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果当作一个文化范式来看，那么，中国经济学就是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及主流经济学三者相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
上述三种对“中国”的不同理解表明，随着中国政治及经济地位的上升，人们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期望逐渐加深：“中国本土”强调研究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时代”不仅强调特殊性，而且还要求将其上升为普遍理论；“中国文化”则在更深入的层次上，要求将中国的文化精髓融入经济研究，以此重新补充和完善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主流经济学的演变
当前“中国经济学”面临的现实，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在过去的189年中，世界的经济中心由中国转向欧洲，再由欧洲转向美国。当经济中心转移时，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也会随之转移。中国在20世纪初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用于这种生产方式的现代经济学发源于欧洲，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的经济学学术中心的唯一一次转移，是从欧洲转向美国。经济学学术上的强国也是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强国，主流经济学的演变说到底是服从于学术强国的国家利益变化的，因为经济学理论是解释现实、指导实践的工具。一方面，学术中心的“主流”学者立足于所在国的利益和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他们解释现实的视角难免带有一种隐性的“偏见”；另一方面，从实践的角度看，国家层面的“实践”的最高准则就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最终将影响学术强国的利益，这样理论所能提供的政策措施就会直接服务于现实国家利益的诉求。因此，虽然主流经济学的形式在不断更替演变，但在一轮又一轮的循环之后，学术强国主导下的“主流”经济学所固化出的理论范式和政策范式将逐渐成为维护这些强国利益的工具。
观察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的波动代表了由技术水平、制度结构、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现实结果；这种现实结果决定了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经济理论的发展演进又影响了实践中政策的更替摆动，进而导致新的现实结果。但是，我们认为，经济理论及政策上的“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更替，并不是由全球化的波动程度决定的，而是由各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如果全球化符合某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那么，即使全球化程度下降，这个国家的理论基调也不会改变；相反，如果某个国家的利益在全球化上升中受损，那么其理论基调必定是反自由主义的。因此，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作为学术中心的时代，经济理论及政策范式服务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当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利益相一致时，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便占据主导地位；当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利益不一致时，保护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便成为主流。而在一轮轮循环演进过后，理论和政策的范式就会日趋强大，通过固化人们的思维，达到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目的。
当前中国的崛起，是在全球分工日趋加深的背景下产生的，全球化加深对中国有利；而与此相反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却在全球化加深的进程中日益下降，主流经济理论在原先的固有范式下，必定要向保护主义的方向发展。中国崛起这一现实因素，在旧的范式之下，必定会被重新置于对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有利的循环之中。因此，构建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范式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这样不仅可以解释中国崛起的现实，也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
经济学研究重心的变迁
林毅夫曾经提出，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因为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是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中国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经济学的学术中心将会转移到中国。
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逻辑化解释，因此，现实的变化推动了理论的变化。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交换行为，当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转变社会的主导经济形式时，人类便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这种转变是在某种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等环境下所产生的。与之对应，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方式、技术应用等也发生了改变。当政治、道德伦理、哲学等领域的学者对于市场经济作出深入思考，系统研究社会关系、生产制度及技术应用之后，经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古典政治经济学。由此，经济学涉及的领域可以归为四个方面：制度环境（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的环境）、“人-人”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人-物”关系（生产方式）与“物-物”关系（技术应用）。经济学主要对后三者做出系统研究，但后三者形成于前者的基础之上。历史学派试图将制度环境也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但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后三者的变化必然导致制度环境变化，最终形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制度环境。
20世纪之前，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在欧洲，经济研究没有脱离上述四个方面，并且以前两个方面为重心。而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经济中心逐渐向大西洋对岸的美国转移，经济学的学术中心也转移到了美国，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经济研究的重心随之改变，越来越侧重研究“人-物”和“物-物”关系，而忽视制度环境和“人-人”关系的研究。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中心的现实环境决定了研究重心，欧美社会现实环境的不同导致了经济研究重心的改变。20世纪之前的欧洲社会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制度环境，当时的经济学家们都无法回避这个现实问题。而20世纪的美国则有着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不需要关注制度环境。当美国引领电力及内燃机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欧洲则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衰落。现实中美国经济的模范作用，使得经济学的“主流”也逐渐“美国化”。以边际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可以看作是“美国时代”的经济学，但边际分析的适用范围是“人-物”和“物-物”关系，对“人-人”关系和制度环境的研究并不适用。因此，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关注的范围缩小为研究“人-物”和“物-物”关系，其他研究则被划为非主流。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也同时将新古典经济学带入了危机。凯恩斯革命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离开来。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被纳入“微观经济学”，而“宏观经济学”虽然没有直接研究“人-人”关系，但其构建的“通货膨胀率-利率-失业率”的三角指标体系，却使它成为一种解决“人-人”关系问题的“工具性”理论。利益集团能够利用这三个指标体系为其利益辩护，经济学因而保住了它的“显学”地位。但边际主义仍然当道，新古典综合派又将边际分析变为了主流，而货币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等流派都没有脱离凯恩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从20世纪后期开始，现实经济却向着“人-人”关系越来越重要的方向发展。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生产方式逐渐脱离了物质领域。单纯的物质生产虽然能够不断增加产出，但是价值却在不断下降，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知识生产、技术创新、服务交换逐渐成为经济的主导，在发达国家，相关部门的价值及从业人数都在总量中占大部分。简单的边际分析虽然适合物质生产或消费领域，但到了非物质的领域，其适用性就非常有争议。因此，经济研究的重心又有重新转向研究“人-人”关系及制度环境领域的趋势，政治选择、产权、制度变迁等都被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新制度经济学将边际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传统的“主流方法”仍然有用。但是边际分析是否适合“人-人”关系以及制度环境的研究？或者说，是否有比它更适合的分析工具，比如博弈理论、人类行为理论等？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
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学学术中心的第一次转移，即从大西洋东岸的欧洲转移到大西洋西岸的美国，经济研究的重心由于现实环境的改变，也随之从制度和社会关系方面转向物质和技术方面。而当前，经济学学术中心面临第二次转移，即从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转向太平洋西岸的中国，并且经济研究的重心也有重新向制度与社会关系方面回归的趋势。而中国本身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制度变迁，这一现实环境必将推动研究重心实现真正的转变。
“中国经济学”理论革新的趋势
有鉴于上述经济学研究重心的改变，进一步可以推断，经济学理论未来将会出现两个方面的分离，这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范式革新的趋势：在研究对象方面，制度环境及“人-人”关系与“人-物”关系及“物-物”关系相分离，经济学将分成“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而在理论功能方面，则将实现规律性理论与工具性理论的分离。
1、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相分离在研究对象方面，由于分析工具的适应性不同，在短期内无法找到统一的工具，经济学也许会分离为两个部分：“社会经济学”和“物质经济学”。前者研究制度环境的变化机制以及“人-人”关系，以历史分析、人类行为分析、博弈论等作为主要分析工具；后者研究“人-物”及“物-物”关系，以边际分析为主。这涉及哲学上的本体论问题：究竟何为本体？是“人或意识”还是“物”？只有这个问题有了定论，物质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两者中的一方才能成为基础，另一方作为其附属，否则，就只能将它们暂时加以分立，以避免出现错误。
2、规律性理论与工具性理论相分离在理论功能方面，经济学理论面临其规律性与工具性无法统一的矛盾。理论，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将现实加以逻辑化的一种分析框架。不妨将理论比作原始部落的图腾：假设在某个原始部落，一个巫师总结前人经验，在空地上树立起一个图腾以代表一种信仰。在此之后，如果碰巧风调雨顺，部落的人收获的食物比图腾树立起来之前更多了，那么，他们可能将那个巫师奉为先知，并认为图腾确实有神力能够帮助他们；但如果相反，树立起图腾后正好碰上天灾，那么巫师可能就被认为是在瞎说，甚至是妖言惑众触怒了天神。或许，部落成员也都很“理性”，认为天灾不是图腾引起的，他们会比较相同的天灾下，图腾树起前部落的损失是否比图腾树起之后的大。如果认为图腾确实帮助他们减小了灾害损失，那么巫师的信仰仍旧能得到人们的尊重。
假如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图腾树立起来之后，人们在平时的产出都增加了，即使在遭遇灾害的时候，损失也减少了，那么这真的是图腾有神力吗？现代人当然不会相信。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图腾给所有部落成员都带来了一种心理安慰。由于他们相信有神力会在冥冥之中保佑他们，因而他们打起猎来更勇敢，采摘耕种时更积极勤劳，与外族打仗时也更勇猛，是这些因素导致部落的产出增加，而不是图腾的神力。因此，图腾的真正作用其实是间接的心理安慰。巫师应该很明白这一点，部落首领也可能知道，但他们有默契在先，绝对不能把这个秘密透露给普通成员，否则，图腾就没有“神力”了。
理论的作用某种程度上也与图腾类似，它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并不一定是在其本身所包含的内容范畴之内。或者说，很多理论像图腾那样，起到的是一种工具性的作用，相对于隐藏其后的现实意义而言，其本身内容的真假对错已经不重要了。但是，既然有人能够意识到“理论图腾”背后的“潜在规则”，如巫师或部落首领，那么，这些“潜在规则”的作用规律能否被人认识，并形成理论？一旦成为理论，这些“潜在规则”是否还有作用？
至此，我们必须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别开来加以考察。自然科学只研究“物-物”关系，“物”的规律是其研究对象，而人们工具性地使用这些理论的对象也是“物”。因此，自然科学理论的“规律性”和“工具性”是统一的，也就不存在“潜在”和“显在”的问题。但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是“人-人”及“人-物”关系，人的行动规律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对象，而这些理论在使用时，使用者是“人”，使用的对象也是“人”。这样，理论在被使用时，本身就是工具性的，而这种使用是否符合“规律性”，就不得而知了。
由此，经济学理论可以划分为两种：研究客观规律的规律性理论与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建立的工具性理论。这涉及到认识的问题。如果研究者的认识能够涵盖大部分人的局部认识，那么，他的理论就具有规律性，根据这个理论所建立的正式规则就符合规律，非正式规则存在的余地就很小。但随着现实的变化以及人们认识的扩展，研究者的认识落后于大多数人的局部认识，那么，研究者的理论就会与大部分人的现实行为脱节，这种理论也就成为了“工具理论”，即其实际的作用与其内容是不一致的，它仅仅作为一种形成某种机制的工具而存在。另一种工具理论形成的可能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人们的认知范围变小，但在小范围内的认识深度却在增加。理论即使在广度上能涵盖大部分，但深度却不够，最后也导致其变为工具性理论。
所以，我们推断，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必然会顺应这两大趋势：第一，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分离为两大部分；第二，理论分为“工具性层面”和“规律性层面”。工具性层面的理论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而规律性层面的理论则为人类认识客观规律作出贡献。中国经济学只有顺应这两个趋势，才能在理论上解开人类的认识枷锁，在实践中指导“中国模式”的完善。
许多人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时代，而在现实推动下，经济学理论本身也面临新的变革，因此“中国经济学”担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那么，中国的学者是否能胜任？中国学者的理想是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升华的，从追求政治独立与解放，到追求物质自由，再到追求思想解放。而新一代的研究者，在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下，必将冲破名利的诱迫、体制的局限与文化的缺陷，构建出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学”，解开自我的枷锁，解开国人认识上的枷锁，解开全人类认识上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