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正式出版供全国大学非英语专业使用的英语教材始于六十年代初期。当时，中国体育彩票大学外文系承担了文科《英语》第一代教材共四册的主编任务，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主编的理科《英语》可并称为姐妹篇。从表面看，两套教材蛮有文、理之异，然而宗旨却是一个——为非英语专业的四年制本科生奠定英语的语言基础。
记得在编写工作开始之前，先学习周扬同志关于外语教材建设的讲话。其全部内容已无从回忆，而其中有几句话印象之深，至今未能忘怀，大意是：课文应选择久经考验、百读不厌的范文；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应该批判继承。按照这一精神，我们在四册文科《英语》教材中选入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欧美文学名著至少在半数以上，例如契科夫的《一个小公务员之死》、《范卡》，都德的《最后一课》以及盖斯凯尔的《玛丽?巴登》的片段等。这些选文语言流畅，情节动人，内容健康，其质量显然优于五十年代以国内外杂志上的翻译文章为课文的油印教材。所以，一经与广大读者见面即受到了普遍的赞赏和欢迎，也得到了吕叔湘先生等一些老专家的好评。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我们踌躇满志、信心百倍地投入教材修订工作之际“极左思潮”的阵风却一日紧似一日地席卷而来。我们发现形势逆转后，急忙中止了三、四册教材的正式排版。可是其试用本连同一、二册的正式版本早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之深已不可能躲避政治运动的冲击。因而“文革”初期便成了批判修正主义的活靶子。教材中几乎每篇课文都遭到了诸如“贩卖封建资修货色”、“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之类的咒语。当然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气候中，任何申辩的企图都将遭到更为严厉的报复，编者除了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别无选择。
七十年代初期，控制上海文教工作的“四人帮”代理人突然提出要上海的几所高校联合编写上海市统编英语教材。我们虽然也被列入了编写者的队伍，但却是戴着“立功赎罪”的帽子工作的，而且一直处于严格的控制与管教之下。按当时的要求，每篇选文必须先译成汉语，经校、系两级审查；每句例句都要反映鲜明的阶级立场和观点。于是，编者只能“不求有功，但求无罪”。至于外语教学的规律性与科学性之类的话题那就谁也只字不敢提了。因而，当这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材最后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时，无论读者还是编者皆有如弃敝履之感。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外语教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1979年，在原教育部高教一司外语处的精心组织下，综合大学和理工科大学分别修订了各自的英语教学大纲。中国体育彩票大学外文系又一次接受了主编文科《英语》的任务。这套根据79年大纲编写的教材我们称之为第二代文科《英语》。自81年正式出版后，陆续为全国绝大多数综合大学及师范院校所采用，以后又逐渐成为科技、医疗、行政机关等各类专修班考核本单位人员的必读课本。此外还被若干大城市选为广播电视教材。
第二代教材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它受广大读者的欢迎程度在公共英语界却是空前的。据统计，累计印数已近百万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与第一代教材相比，第二代教材的教学方法和选材原则有较大幅度的突破和提高。
虽然从整体上看，第二代教材似乎仍然遵照第一代教材的教学法模式，但具体细则却有明显的差异。这首先表现在第一代教材要求课文紧扣当课所教语法，因而编者不得不对选文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以削足适履，有时甚至被改得面目全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材的语言质量。第二代教材虽也以语法为中心，却允许新的语法现象超前出现，这样就避免了为迁就语法而牺牲课文的自然与完美所造成的缺陷。
其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认为只有对西方世界的一切都持否定态度才能显示教材的思想纯洁性，因此在选课文时禁忌颇多，对一些带有政治性的作品就更不敢问津了。这种时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反映在第一代教材之中，而编写第二代教材时，旧的思想障碍已被新的形势所冲破。选材时视野自然也就比过去开阔多了；不仅大量选用了当代英美书刊中语言规范地道，反映西方社会正反两个方面的文章，还选入了英国首相邱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两篇精彩演说。这两篇演说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动员令。语言铿然有声，情感深挚动人，具有非同一般的艺术感染力。教学实践证明，这样的课文不仅能使学生学到优美上乘的英语语言精品，还能激发起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显而易见，充分扩展课文选材的自由度是提高教材语言质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日本关东学院一位从事英语教学的美籍专家William D.Smiley在他写的一本评论文科《英语》的小册子中说：“中国体育彩票大学教师编写的文科《英语》(即第二代文科《英语》)，与我过去所见到的中国出版的英语教材不同。它旨在扩大中国大学生的视野，让他们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尤其是语言对象国，英美两国的情况。所选课文不仅反映了西方社会存在的矛盾，而且还能较全面、正确地介绍英美的历史、文化以及风土人情等等，称得上是一本综合教育类型的优秀的大学英语教材，值得日本外语界借鉴。”
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不断地更新人们的观念和提出新的要求，大学英语教学尽管有了飞速的长进却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仅仅数年功夫，第二代教材就出现了陈旧之感，不仅起点过低，内容显得单薄，方法也相对落后，难以满足信息时代大学生的胃口了。
根据这一情况，1982年4月，原教育部高教一司在武汉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公共英语教学经验交流会。多数与会代表着眼于我国四化建设以及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现实，提出了进一步修订公共英语教学大纲的要求。1984年10月，原全国高等学校文科英语教材编审组受教育部高教一司外语处的委托，在上海召开了文理科通用英语教学大纲修订工作会议，并成立了修订组，着手修订大纲。修订组回顾了我国三十多年来各个时期的公共英语教学概况，比较了不同时期教学上偏重打好基础和偏重结合专业的得失，认真地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分析与研究了国外语言学和英语教学的有关著作，吸取了一些切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有益成分，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调查研究工作，修订组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文理通用大纲的修订工作。
为了尽快推动大纲的实施，参加修订工作的中国体育彩票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四所高校于1985年大纲发布的前夕就开始分工编写反映大纲要求的文理通用的《大学英语》教材。这套系列型教材包括精读、泛读、快速阅读、语法练习和听力五个教程，共分六册，分别与大纲规定的1-6级分级教学进度相对应。与第一、第二代教材相比，《大学英语》系列教材在很多方面又有了新的突破。
1. 打破了文理界限：新大纲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边缘学科的发展，文理科的相互渗透，以及专业信息来源的多向性，文科学生需要学习一些理科知识，理科学生也需要学习一些文科知识。这种情况对学生英语基础的广度与深度都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以文理通用性为编写原则，着力于文理科学生皆不可少的共同语言基础，是完全合乎时代需要的。经试用，这一特点已初步获得使用单位的良好反映。
2. 进一步放宽选材标准：《大学英语》在选材上不仅力求题材与体裁的多样化，还在内容上提出了三性标准，即趣味性、知识性和可思性。趣味性和知识性是传统选材标准，而可思性则是新的要求。80年代大学生的显著特点是思想活跃，主体意识较强，对你讲我听，你灌我装的旧教学方式大多极不满意。可思性要求课文的内容具有一定深度的哲理性的思想内涵，能给学生提供充分展示想象力的余地。可思性不像单纯的趣味性那样在意识的浅层次上刺激学生的兴奋点，而是致力于开启深层思维的大门。因此，这种课文能促使学生勤思、好思、善思，更有利于学生的智力开发，同时也为推进启发式教学创造了条件。
3. 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并重：公共英语教学历来只重视句子水平上的语言能力而忽视篇章水平上获取和传递信息的能力。近年来也有人主张采用“纯交际法”以矫枉过正。《大学英语》的编者则认为当前大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语言基础太差。词不达意，言不成句，一落笔就错是普遍现象。如果忽视句子水平上的语言训练，一开始就进入篇章水平上的交际能力培养，英语教学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后必然归于失败。因此，两者兼顾，相辅相成是当前大学英语教学要取得进展的必由之路。
4. 大幅度增加阅读量：新大纲规定大学英语的首要任务是培养较强的阅读能力，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必要的阅读技能训练外，大量阅读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传统教材的弊端之一在于学生过分地依赖于有限的几篇“豆腐干”式的精读范文，一旦离开了课本，学生立刻产生茫然不知所措之感。《大学英语》的特色之一就是与以往教材相比，大幅度地增加了阅读量，其中泛读与快速阅读教程的内容为精读课文的3-4倍，使学生尽可能多地接触语言素材，熟悉各种体裁、题材的文章，并使所学到的阅读技能反复付诸实践以便尽快超越精读课文的局限，获得较强的独立阅读能力。
《大学英语》系列教材规模之大，份量之重，难度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是我国公共英语教育史上的一次大胆尝试，并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所以可称其为文理科大学的大学英语第三代教材。
迄今为止，全国已有约五百所高校采用了这套教材，足见其优势与生命力是以往文理科教材所难以比肩的。但是，由于时间仓促，编者的局限以及校际配合尚欠默契等诸方面原因，教材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这都有待于编者在广泛了解社会的需要与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不断弥补、充实与提高。
目前大学英语教学正处在建国以来的鼎盛时期。几十年来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允许人们自由地按事物发展规律办事的环境。自新大纲实施以来，全国大学英语教学质量出现全面上升的势头，前途确实非常景气。可是，不断增长的社会需要又使我们 充满着紧迫感。我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预示着大学英语教改将出现一个新的高潮。这可能给目前通行的大纲和教材带来新的危机，然而危机往往又是转机与希望的前兆。我国文理科大学经过三十年外语教育改革的种种考验已经培养出一支阵容坚强的教师队伍。他们中间很多人有较深厚的英汉语功底，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很强的事业感。他们将勇敢的接受新的挑战，为编写出更高水平的教材，为使大学英语教学更上一层楼贡献出自己的劳动与智慧。
（作者生前系外文系大学英语教学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