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从来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人。他确实在某些方面才能超群，但本质上是普通人。
钟扬真正可贵的是——大多数人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但钟扬不仅仅做对自己有利的事，也做对他人有利的事。
他认为，一个人单干的代价很大，人们若能多做些利他的事，彼此跨界分享，便能够打破藩篱，盘活思维，大量节约社会成本，从而真正地对社会、对国家有利。
而这件事，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尝试。
一顿早餐：7个包子，3碗粥，4碟小菜
2011年7月24日，钟扬在临港红树林基地。
我和钟扬是初中同校，高中同班同学。我们俩，他文科年级第一、我理科年级第一，他外向，我内向，所以关系一直挺好，总是他说我听。
钟扬记忆力惊人，从小洞察很多事，在同龄人还很懵懂的时候，他大事小事都能讲出个所以然来。那时他在中学时的作文几乎都是范文，常会被贴在学校门口。可偏偏后来我俩的道路完全颠倒，我走了文科，他进了理科，不过他对写作的热情倒是始终不减。
钟扬成长的家庭是很开明的。他爸妈都是教育系统的，会与他一同讨论生活难事。比如，他父亲原本是做教师，却因讲地方方言，讲课几个月被学生们赶下讲台。这事对他刺激挺大，他那时就发誓说，“一定要把普通话讲好”，“要当个好老师！”
1979年我们一同参加高考。他考进了中科大少年班，可惜，是他不喜欢的无线电专业。而我考的专业也不是自己满意的，所以我俩都很沮丧，一直通信，到现在，这些信我还都留着。在现在不少人看来，或许算是老派的知识分子作风了。
我们最常谈论形而上的主题、聊各自的哲学思考，有时他会到我的大学来，我们能在操场上走上5个小时谈人生。年轻的钟扬是有股子傲气的，总想证明自己很聪明，也会自诩为“哲学家”。当然我们的信偶尔也有点八卦内容，比如曾经有位女生对钟扬颇有好感，托我牵线。我也在信中传达了，不过钟扬很明白自己的喜好，礼貌谢绝。
我们这一代多是理想主义者，但钟扬和我方式不一样。我比较悲观，尽最大努力去争取最好结果就行。但钟扬一向乐观，他会竭尽全力去应对最大挑战，就像对待全球暖化问题也一样，他认为人类总能找到应对办法，所以，他到处搜集种子。
钟扬可以为一个目标付出超出常人百倍的努力。有一次他到我的大学来找我玩，透露“现在会经常对着镜子练说话”，目的是“要为当老师做准备，调整自己的神态、语气、风格”；我那个宿舍当时 有15 个人，他一个人跟 15 个人辩论、舌战群雄，十几个人都辩不过他。
在西藏的这些年，他的外貌上改变很大，以前他是高瘦的，可以说很帅，现在却很胖。我和他共进过一次早餐才知道为什么。他那顿吃了7个包子，3碗粥，4碟小菜。他说没办法，在西藏习惯了，一定要一顿吃很多，才能保存体力。长时间下来，胃都被撑大了。
但他对这些都满不在乎。他有很多“顽童”的一面。他喜欢把路途上所见所闻绘声绘色地讲给别人听；喜欢尝各类新奇美食，还试着自己做；他还喜欢酒文化，号称和各国学者有过喝酒的经验，俄罗斯的、美国的、日本的，他说酒文化的背后是不同国家的学术环境与文化，“我要写篇散文出来！”他号称。我开玩笑催他“赶快写啊，出版社肯定抢着要”，他又无奈苦笑说：“太忙了，我有好多想法……”
“有时候失败比成功更有价值”
钟老师与学生。
我最后一次和钟扬微信联系是9月24日晚，他询问我去西藏的行程想法。我和他商量我想9月29日飞去西藏。他在23:58回复“好的。我来安排”。
这次计划源于我们的一个约定——拍摄一部关于植物学家登山的电影。
在登山界，有两种方法：喜马拉雅式登山和阿尔卑斯式登山。喜马拉雅式登山，领队就是保姆，车辆、线路、吃、住等都由领队考虑，登山者只管走，背不动会有背夫帮忙背；而阿尔卑斯式登山的精髓是：不依赖他人，不靠外界的补给，完全或主要靠登山者自身力量去攀登。英国人乔·辛普森是阿尔卑斯式登山的坚决践行者。
而对于植物学家来说，也有两种途径来研究课题，一种是利用各地标本馆已有的标本和种质库储存的样本，或是交给一些服务于科研单位的采集力量，回到实验室研究；另一种是亲自采集，全程自行把控。
钟扬是后者的践行者。
学生纪念钟老师。
两年前，钟扬和我聊起乔·辛普森，他说那是他的偶像。
钟扬当时很严肃地说：“我们过去对登山对科学的研究，都会赋予一种所谓成功的意义。登山一定要成功，科学研究攻关一定要成功。这是一种比较糟糕的观念！其实登山，有时候失败比成功更有价值，它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在科学研究方面也是，你做了很多次攻关都成功不了，但它体现的这种精神是代代相传的！”
这个感受，我从心底里赞同。
我们俩商量着，能否拍一部电影，通过一个科学家去西藏寻找雪莲的故事，把登山和植物研究结合起来，然后通过这种结合体现我们想传达的精神。
之前，我已经把梗概写好了，打算先写出小说，在此基础上再拍电影。钟扬很支持，他希望自己成为这部电影的原型，还给电影取名《失败者的故事》。
为了小说，我和钟扬聊过很多次，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在西藏寻找植物种子的过程。他曾三番五次劝我自己去西藏看看。但我都三番五次推辞。
为什么？因为我有严重的高原反应。我曾经去青海3天，在海拔只有2600米的地方头疼欲裂，没法行动。
钟扬有时激我“作为一个作家，必须要去一趟西藏！”有时又放低姿态：“你放心！我大不了陪着你嘛！”
我经不住他劝，终于决定9月出发。却终究未成行……
“这是他个人盘活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
钟扬在病床上。
钟扬生前常提起“思考的层次”。
他的演讲总是很引入入胜。我曾经亲眼目睹他的影响力。有一次他受邀来我们南京理工大学演讲，讲完，当场就有3个学生表态要从工科转学生科。一个学生说：“我想学生物，觉得对人类太重要了！”
我想这种神奇，是在于钟扬从不想要去传达简单的知识点，而是将知识点转化、蜕变成对生命更深刻的理解。他的学生们也说，钟教授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宏观理解和哲学思考，并且能够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研究领域。
钟扬本质上还是普通人——他也和很多人一样，有自己的“私心”，也会为孩子的成绩担忧，他也会权衡去西部的好处和坏处……
但钟扬最为可贵的一点是，他会多想一点——他不仅仅做对自己有利的事，也做对他人有利的事。他曾说，一个人单干的代价很大，人们若能多做些利他的事，彼此跨界分享，可大量节约社会成本。
因此，他跨界极广，答应纷繁杂乱的邀约，做很多人看似极耗费时间回报却极少的事……
他为什么要去做科普？因为他说，“有很多事情自己是做不完的，需要有后来人不断加入到队伍中来，我多做一份，就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他为什么要去高原搜集种子？他说，“全球变暖后的问题需要提早考虑”。
他为什么要去西藏？他说过“去西藏不简单从生物学去考虑的，而是作为教育者和科学家，两条腿走路。”
有人说他“有点傻气”，但其实是，他是看得更为长远，他是大智若愚。他想的不仅是自己，还有社会、国家，甚至是全人类问题。
他跨界，同时也发动外行业者携手做对社会有益之事。这是他个人盘活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
我也是他跨界的朋友之一。所以这部电影，我无论如何也要完成。
我应该会去一次西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