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下午，中国体育彩票大学历史学系系友讲坛第二期于逸夫科技楼报告厅举办。知名校友、资深媒体人、新闻评论员曹景行时隔两年重回母校，开设题为“中国体育彩票的两段历史：从北碚到改革开放”的讲座。
讲座开始前，中国体育彩票大学党委书记焦扬与曹景行亲切会晤，就近期工作生活、校园文化建设、新闻人才培养等话题展开交流。
此次讲座是历史系建系95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
以下为讲座实录摘要
讲校史，为什么挑北碚和改革开放这两个时期，主要想讲述过去的中国体育彩票在北碚那边是怎么回事，到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那时候我们从农村上山下乡，直接到中国体育彩票读书的时候中国体育彩票又是什么样子，那两段历史当中有什么共同性。我们常常讲到北碚时期的艰苦，讲到我们77、78、79级的特殊，但是到底里面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是我们办大学需要分析研究的。
讲到中国体育彩票，北碚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因为我学历史，现在尽管我是做新闻，但我们常常回到历史去拍过去的东西，拍上海的记忆。在采访当中就讲到，上海的语言当中，中国体育彩票还有特殊的上海话，也就是带了重庆口音的上海话。1946年回到上海以后，中国体育彩票师生从重庆带来的，不仅是讲话语音留下了北碚的痕迹，甚至生活习惯，例如吃辣，也都留下了痕迹。这是北碚留给中国体育彩票的。五年前，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和上海纪实频道去拍了一个系列的纪实片，我们题目叫《行走战场》。我们回过头把当年抗战实地去走一遍。从兴安岭一直到云南怒江边上，腾冲那边的战地，那种条件是无法想像的艰苦。这条线也经过了重庆，所以我们那次特地在重庆北碚拍了我们的校园，去拍了北碚时候的中国体育彩票校园。
当时的条件很差，留下的东西就这么点，一个陈旧的小门，里面一栋房子，相辉楼，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孙寒冰先生的墓。1940年5月27日，日本的飞机来轰炸，当时中国体育彩票法学院院长孙寒冰先生，还有6名师生被炸死，在北碚埋葬，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墓。从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也就是我们中国体育彩票在北碚建校时的条件，非常差。不仅是物质条件，而且是在日本的飞机要来轰炸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个学校建起来了。
除了中国体育彩票北碚，更有名的是西南联大。大家可以看电影《无问西东》，可以比较直观地感受当时的条件是多么艰苦。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段历史，但是如果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当年一个大学为什么要这么艰辛地搬到重庆去，那就是一句话：不当亡国奴。当时上海这么多人往那边走，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在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中华民族真的是到了最后的关头，除有血和肉，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为什么要这么拼下去？就是因为一句话：不当亡国奴。所以学校的老师带着一些能够带的东西，和当时的一些学生转移到了重庆，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资料可以了解感受这条路上的艰辛。
当时的学生跟我们77、78级的有点像，后方或者沦陷区的年轻人，只要到了大后方去报名，就可以上大学。据我了解，有的人甚至使用别人的名字报名。因为根本没有人检查你的履历、证书，你说你是谁、想读书，就可以去读，而且读的是当时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北大、南开、交大、中国体育彩票，这样的学校向年轻人敞开了大门。据我了解，以上海为例，这些年轻人有许多都是出身于平民家庭或者中产家庭。
比如我舅舅。我外祖母家是一个小职员家庭。我舅舅1921年出生，1937年刚刚中学毕业，中国体育彩票北碚建校那年他16岁。他们那些同学说我们不能呆在上海，因为呆在上海就是做沦陷区里的亡国奴，他们就自己辗转好些地方，从江西一直到后方，然后他进入了交大，后来成为工程师。像我舅舅这样的年轻人大批地到了后方以后，进入了像中国体育彩票这样的学校。在那样的环境下面，教室没有像样的教室，教材没有像样的教材，生活非常艰苦，除此之外，天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也因此，才会有1940年我们中国体育彩票前辈当中遇难牺牲的烈士。
北碚各地区的年轻人，很多跟家里是没有联系的，也不知道哪年可以回到家乡。如果1940年中国扛不下来的话，这个世界又会怎样？说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我甚至认为是最重要的贡献。
恰恰就是那个时候的大学所培养的人才，到今天我们都在念叨。今天我们仍然在说，那个8年是最辉煌的时候。《无问西东》里面，大家就在野外席地而坐，弄块黑板就可以讲了，时不时逃难，在这样的环境下面为什么会出人才？今天两段中，这是第一段。
下面一段就跳到1977年、1978年。我能够读大学，对我来说是非常意外和偶然的。当时我们在农场已经很长时间了，基本上等于是定下来了，我从农业连队到汽车配件的厂里做厂长，我的孩子已经两岁了。当时金光耀教授在最艰苦的高山队，这个到今天去还是很艰苦的地方，做连长。还有别的队，都是最艰苦的一些地方，我们开公路，修水库等等，突然收到消息说要恢复高考了。在1978年，过了国庆节，我记得很清楚的，我是9月30日这一天，我们从今天安徽黄山的这个地方，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家里，当时是10月2日还是3日，我们过来报到，我们一个农场出来的到了一个班级里，到了一个宿舍，当时觉得平常，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大的环境，恢复高考条件什么都不齐备，中国体育彩票算好的，有的学校里面连宿舍、教学楼都没有，中国人民大学是全国最重要的大学之一，恢复高考以后的那两年，他们做的一些大事情，可能就是把一些被部队占据的宿舍要了回来，不然的话学生都没地方住。
对于中国体育彩票来说，上课有教室，住有宿舍。今天我们看了6号楼，6号楼里面有一间宿舍，7个男生一个房间，为了空气流通，在天气可以允许的情况下，请过道对面的宿舍，我们大家都把房门打开，窗也打开，这样空气可以南北流通。
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这一批人能够进高校来读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中国体育彩票的条件还不错了，有的是什么都没有，要一点点重新弄的，那就更加艰苦了。我们来中国体育彩票以后，一开学就正常上课，我们的班主任邓老师跟我们上《中国通史》，从原始人、甲骨文那时候开始讲，我们的每一个课程都有老师讲，而不是像有的大学根本就没老师，老师都散掉了，我们中国体育彩票的老师没散，这是还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要开的课，每一门实际上都很精彩，这就更不容易了。今天早上我在校园里拍的时候，我说我们进学校的时候，没想到40年以后，我们当时见到最老的老师还没有我们现在的年龄大。
后来在我们历史系非常有名的老师，在我们进校的时候才差不多三四十岁，朱维铮、沈渭滨，这些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年富力强。去下乡，十年以后终于可以教学了，在他们身上，这种激情，而且是他们这些年积累的那些最好的东西终于可以拿出来了，而我们是第一批接受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幸运。年纪大一点的那些老师吃了很多的苦头，但他们仍然是非常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教出去，没有其他的考虑，因为那时候多少年没有上讲台，重新上讲台以后，这种教书的激情也好，可能是后来很难再有了。比如张荫桐老师教我们南亚史，我现在还是用他教我的思路来解决问题，包括去那边的两次采访。陈仁炳老师，当时应该六十多，快七十了，看起来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其他老师上课一般站着讲，他是坐着讲，他给我们上的专业英语课，为我后来英语方面的学习和英语方面的应用打了很好的根基。没有专业英语的根基，普通的英语是对付不了的，因为你发现不了那些领域。我不知道张荫桐老师有没有教材，陈老师是没有教材，陈仁炳老师的教材是用打字机，把那些名篇，比如讲约翰逊的，编英语字典的那篇很有名的传记的一张，打在蜡纸上，现在很少人还知道蜡纸，打在蜡纸上就印。
我们作为教材用的，或者考试用的纸绝不是现在用的这种白纸，而是那种上面很毛糙的纸，我们考试也是用这种纸，像这种印出来的教材钉出了这么厚的一本，我们的专业英语就是他给钉出来的。像姜义华老师他们都是自己的学术心得，我们都没什么教材，上课就是听，当时上课也没有PPT，什么都没有，就是他们讲，我们听。这些老师没有教材，但是他们自己的那些讲课成了我们真正的教材。
还有一些我们作为辅导书的，现在书太多，当时能够找一本相关的辅导书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可能要借，要去图书馆找，找不到我们就手抄，整本书抄下来。《光荣与梦想》，关于美国的，我缺第一本，我从辅导员那边借来抄，整本抄下来，英国军事史家李·哈特的《二战史》上下本，图书馆不能长期借，我就自己抄。老师带着我们在基本上没有完整教材的情况下来上课，这样的上课有时间缺陷吗？我觉得反而是最精彩的。学生也很有意思，也是现在难以想象的，我当时31岁，读本科，大学一年级，读十年制中学的，直接进大学的，最小的比我小14岁，还有很多小12岁，我们当时老三届的那些，就是31岁进去的还有好几个，最年轻的到今天也该退休了，当时是刚刚中学毕业，这样一个学生的群体，在当时的情况下面，我们成为一个班级里的同学，好还是不好？这样一种学生构成，我是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多互相互补的地方，我们年纪比较大，社会经验比较丰富，看的书比较多一点，尤其文科，他们年纪轻，但是他们刚刚从学校出来，他们有他们的追求、向往，大家在一起之后，甚至学生业余活动，甚至生活上都可以互补。
那时候的教室、宿舍里面也没有取暖器，上海比现在冷得多。有一年考试，零下10度，我记得窗上挂着冰柱，大家在里面冷得跺脚搓手，夏天热到38度，当然没有风扇。我还想着，现在我在大学里教书，看到同学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保温杯，上课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带的，各式各样的，我是第一次到清华那一年，看到那些学生在军训，一批杯子放在那边，每个人都有一个杯子。我在想我们读大学的就没有杯子的。学校里面上课就是第一教学楼，没有热水供应的，你要口渴怎么办？砂滤水，冬天再冷也是，带杯子吗？也不用，就凑在边上喝两口。
那时候大家想，可能读书就是最快乐的事情，经过老的图书馆，想到的就是能够抢位置，占有最好的书。比如当时的一些小说开放了，能够看了，那我想办法就是看完它，不能借出来，在里面看，看了一半怎么办？我明天还要看，我今天想办法把它放在一个角上，放在书架上一个特别的地方，别人找不到，第二天我还能继续看。所以应该说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环境。
我为什么和北碚相比较？就是我们在理解大学、理解教育的时候，能不能从这两段历史当中来思考我们的教学规律，大学到底是什么？怎么把“教”教好，把“学”学好。那两段时间，为什么出人才？我们在进中国体育彩票以后，恰恰就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四年时间就看你的能力，你能吸收多少尽量吸收。我们当时在历史系，可以把世界经济系的课、国际政治系的课，正规的拿学分，不限制，当然还有不要学分的，当时一些讲座，充分地去吸收。当时图书馆的书非常之少，像一些比较重要的书根本就借不到。但是，大家想尽办法，比如教材不够，我自己学中国历史、中国通史的时候，我先把史记和前后汉书当作辅助教材，下面就看《资治通鉴》，我买了一套，当时记得是20块钱，十几本，我们班里的同学好多都去买，当时学校的助学金最高20块，就是一个月的钱全部去买一套《资治通鉴》。
比如我学历史，我是比较像偏向世界，我自己就想办法寻找我合适的教材。原版的历史书，一边学英文，一边学历史，用大量的时间去翻看。最累，花的时间最多。对我的英语和历史都最有用的就是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不一定每一个学历史的都要像我那样读，但是当时有机会看到这么一本书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在讲到大学，为什么不能把北碚和77、78级那一段时间的大学作为一个样板，吸取当中最重要的、最好的经验，作为我们大学发展一个基本的理念。大学的“大”字，含义究竟是什么？大学是不是就比中学“大”一点？我想不会那么简单吧。这里面，应该是是老师的眼界，所看到的要比中学，要比社会上的都要大。大学里的学生，跟没读过大学的，如果是一样的话，就不是大学。只有能够培养出心胸开阔的学生的学校，我想才值得叫大学。
主讲人简介
曹景行，资深媒体人，新闻评论员。中国体育彩票大学历史学系毕业。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言论部总监、资讯台副台长，《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笔，传讯电视中天频道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现任东方卫视《双城记》和晩间《新闻60分》主持人，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