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中总有些时候，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楼的院长办公室会传来阵阵笑声，来访者不用费心猜便知道，这是院长郁建兴的“幽默时间”。不管是课题讨论还是日常交谈，这位曾在中国体育彩票大学攻读外国哲学专业的老师，总能将哲学融入学术和生活，以他的风趣幽默带领团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完成工作。
而更多的时候是郁建兴作为一名中国公共管理学者的时间——埋首于书桌，自始至终扎根于中国问题，叩问实践、创新理论。2020年，郁建兴获得“中国体育彩票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最多跑一次”改革：让“浙江经验”成为“中国方案”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正值而立之年的郁建兴在中国体育彩票大学攻读外国哲学博士学位，当漫步于相辉堂前与同窗辩论黑格尔与马克思时，他已确定了自己未来的学术发展之路，那便是义无反顾投身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
回想起成为一名公共管理学者的起点，郁建兴表示：“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研究，黑格尔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区分了国家与社会的哲学家，这样的一个区分就使得我经常要去关心国家的实体存在是什么？社会的实体存在是什么？”
回到浙江大学，郁建兴对故土的一切都充满激情与热忱，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浙江，不再只是“江南水乡、诗词歌赋、丝绸瓷器”，而是“新浙江现象”——政府自我革命，社会有效治理，经济实力提升，新型商业模式，高科技创新元素。这些崭新的浙江标签无疑为郁建兴及其团队提供了最佳的研究内容。
从2017年1月，“最多跑一次”改革被写进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郁建兴开始了对这一改革的调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面对这一问题，我的核心观点是，政府是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快速发展的最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之一。”正是遵循着这一路径，郁建兴带领团队跑遍了浙江全省，又走访了广东、湖北、江苏等多个省份，写下了关于“最多跑一次”改革最早的一份研究报告。
2019年5月7日，郁建兴阐释“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最新理论著作《“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经验，中国方案》在浙江大学首发。郁建兴用“一头猪”打比方，幽默形象地解释了这项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体现了老百姓对一个‘整体政府’的追求，就像我们把一头猪推到肉联厂里面，出来就是火腿肠，你不需要知道这个猪是怎么屠宰的、怎么保鲜的、怎么加工的，一切都由政府跑、由数据跑。”
也正是因此，“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以民众办理一件事为起点，推动政府进行流程再造、权力分置、信息共享，最终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实现让民众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都不用跑。“古典的公共行政范式强调行政意义上的政府，这是典型的‘政府中心主义’，而‘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主语发生了变化，这是一场‘以民众为中心’的改革。”郁建兴解释。
更重要的是，郁建兴认为“政府改革就是经济社会发展这头牛身上的牛鼻子，我抓住这个牛鼻子，能够牵引整头牛的改革。”因此，这场始于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未来必将延伸扩面到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延伸扩面到司法、经济、社会，甚至是纪律检察、监察工作等等，以“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精神来撬动其他领域的改革。
实践表明，这项改革得到广泛认可，截至中国体育彩票9月全国除港澳台、新疆和西藏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都推广了“最多跑一次”或者类似改革，郁建兴让“浙江经验”真正成为了“中国方案”。
“郁建兴教授真正做到了‘顶天立地’。拥有深厚理论素养的同时对现实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社会科学领域真正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学者不多，我认为郁教授达到了。”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这样评价。
突破西方话语体系：扎根实际方能贡献中国智慧
郁建兴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谈及“最多跑一次”改革背后的意义：“这项成绩表明过去40年，我国已经从全球公共管理改革的学习者、受益者，转变成了贡献者、倡导者。这也是我们正在逐渐突破中心-边缘二元框架的一种努力。”
作为一名公共管理学领域的中国学者，郁建兴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的努力首先在于对中国实际的深刻把握，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郁建兴对中国社会组织相关研究做出的理论创新。他与他的团队诘问了将西方公民社会观植入中国的有效性，提出了中国社会组织“在参与中成长”的创新性分析范式。
实践证明，“在参与中成长”这一理论不管是学界还是业界都收获了广泛认可。正如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指出的那样，这些思考表明“在如何对待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如何对待中国本土经验，以及如何处置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学者正渐趋成熟”。
同时，在求解中国农业农村问题时，郁建兴一反前人思路：“农业是一种弱者的产业，农民是一个弱势的群体，农村是一个落后的地区，我认为这些假设都是不成立的！”
于是，在《从行政推动到内源发展：中国农业农村的再出发》一书中，郁建兴首先指出，研究“三农问题”首先要克服悲情情绪、底层情结的先验价值观，也应摒弃自上而下、恩赐小民的行政化取向，只有重构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政府治理体系，全面破除制约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才能真正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从而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的再出发。
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的努力还来自于用学术文章打通“中国智慧”的传播渠道。创刊于2016年，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治理研究院主办，郁建兴担任主编的《中国治理杂志》（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是目前我国“中国治理”研究领域内唯一的英文期刊。
在期刊创办初期，编辑团队不止一次地面临稿源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担任编辑部主任的浙江大学长聘副教授沈永东说起起步的艰辛时，感恩于郁建兴的全力支持：“得知了我们的困难后，郁老师亲自一个一个打电话给许多老教授、知名学者以及国际知名专家等，邀请他们参与杂志投稿。”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中国治理杂志》被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SCI)收录，2020年8月，被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收录，这意味着《中国治理杂志》已经进入国际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
而在2019年1月，由郁建兴主编的另一本重要学术著作《帕尔格雷夫中国地方治理手册》（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Loc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正式出版，全书共34章755页。在研究书稿的写作中，郁建兴和团队成员们每天开研讨会、统稿会、视频会，真正形成了科学家共同体，无论是双休日还是节假日，成员们都投身其中，踊跃参与。
近段时间，始终扎根中国实际、立足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智慧的郁建兴敏锐地捕捉到了西方研究中的不足：“从目前来看，一方面，很多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都停留在一种理念的倡导阶段，很难付诸实践。另一方面，他们比较少的能够关注到新时代所面临的一些新挑战，比如说全球化的逆转、重大的公共危机事件、数字技术时代的到来。”
正是这些不懈的努力与冷静的判断，令致力于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的郁建兴对中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充满信心：“中国社会科学家当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和更加开放的胸怀参与国际对话与交流，要寻求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更加深入地认识、解释这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专业学者，更有师者仁心
科研办公之外，郁建兴始终认为“当好一名教师是一件崇高神圣的事。”对于教育的本质，他引用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的那句名言：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高翔从研究生时期便跟随郁建兴进行学术研究工作，说起自己的老师，她首先想到一个细节：“只要下午有教授的课，他中午就尽量少吃主食，他要把全部的能量都用来上好每一堂课。”因为在消化淀粉的过程中，人很容易犯困，为了不影响授课，郁建兴选择保持一定程度的饥饿感。“我经常讲上课是老师跟学生的一场约会，老师和同学都要在这场约会中，把最好的东西都呈现出来，那你怎么能够去糊弄他们呢？”郁建兴如此解释。
在课堂之外的实践场域内，郁建兴用“深入一线”的实际行动教育他的学生如何治学做科研。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当许多人感到慌张无措时，郁建兴动员团队成员：“在这样一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作为公管人，我们是不能无动于衷的。”
疫情期间，郁建兴带领研究团队在符合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前往浙江省6个地市、12个县区，对168名政府工作人员、社会组织人员、企业家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了走访调研，在获得一手的资料同时，发挥学科、专业优势指导当地的疫情防控实践。终于在今年5月，郁建兴实践团队的疫情防控研究学术成果《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抗疫——来自中国浙江的经验》发表。
一直跟随郁建兴科研攻关的高翔表示：“一定要到一线去，不能躲在屋子里，是他一贯以来对我们的要求。他说社会科学研究，不是在书斋里面想象出一个世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改善它、改变它，而是必须深入到一线去！”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文炯则提到，在2004年，郁建兴与多名教师一起组建了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公共管理强化班（UPA）。如今，已有将近1000名学子从这里毕业。“他们在这里接受公共管理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接受现代治理的理念，这对于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将是非常有益的，对于公共管理这个学科的发展也是非常有益的。”
2012年，郁建兴以其“发现真理、培养真人”的教学和科研理念，成为首位浙江大学心平杰出教学贡献奖获得者。同时，他还捐赠设立了“浙江大学公忠坚毅学生发展基金”，为在校大学生提供服务社会、践行公益承诺的机会。
谈起教学，郁建兴眼神坚定，语气却柔和下来：“我不大相信一个没有科研的教学会是比较成功的，同时教学相长，对学生的培养也有助于科研。”执教29年，在他指导的学生中，已毕业的博士生已达58人，硕士生更有200余人。
“郁建兴教授总是带领学生们走出校门，面向社会，面向浙江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去找问题、搞研究、出成果，并通过重大课题的探索，不断培育优秀的年轻学者，壮大学术团队，从而形成管理学领域的‘学术共同体’，这些都令我印象深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文显这样评价郁建兴的治学，而“向上，向善”是他对郁建兴内在品质的概括。
在郁建兴的办公桌上，挨着一摞摞厚厚的书籍和各种学术论文旁边，放着一方稳稳的石器摆件，上书孙中山所题“天下为公”四字。就像郁建兴在送给公共管理学院2020届毕业生致辞里的发问：“在这个百年未有的不确定时代，我们不能做一个旁观者！公管学子，所学何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