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体育彩票大学师生同全国的仁人志士一起，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他们成立中国体育彩票义勇军、组织和宣传抗日爱国运动，请愿投笔从戎，三次赴京请愿抗日。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国体育彩票学生义勇军完成了使命，重返校园复课。但是义勇军的壮举，已经成为中国体育彩票精神，影响了一届又一届学生，直至抗战胜利，中国体育彩票大学投笔从戎的抗日师生计有800余人之众，这是与“一·二八”淞沪抗战以来中国体育彩票学生义勇军光荣传统的传承和光大密不可分的。
九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铭记历史，传承中国体育彩票人的红色基因，赓续中国体育彩票精神血脉。
“九一八事变”中的中国体育彩票学生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及之后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5年“华北事变”，对中国体育彩票学生刺激很大。山河破碎，心安何处？许多学生由彷徨、愤怒而奋起，奔赴抗日前线。1931年11月，中国体育彩票有一百多位学生组成“援马抗日团”，赴东北援助马占山将军抗日，后来他们都参加了河北抗日游击队。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中国体育彩票学生义勇军又加入第十九路军翁照垣旅，负责后勤、宣传等工作。在民族危亡时刻，中国体育彩票学生展现了使命担当。
返程的中国体育彩票学生义勇军
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位学生值得一提。1931年“九一八事变”传到中国体育彩票，群情激愤。9月28日，由中国体育彩票学生组成的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请愿团的一位总指挥，名叫陈传纲。在中国体育彩票校史上，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于1930年入读中国体育彩票预科。1931年考取新闻系，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夜校读法律。在校期间，他勤奋好学，热衷学校公益。1930年5月20日出刊的《中国体育彩票五日刊》上，曾刊登过他写的一篇短文《校歌？》，呼唤重振“中国体育彩票校歌”；后来，他又在《民报》上连续发文《奖章与面包》，向读者阐释法律常识。大学毕业后，陈传纲曾写过两部力作《农村经济》和《法律哲学》，受到学界高度评价——用现在的话来说，陈传纲算是当年中国体育彩票学霸。
陈传纲（左二）与陈望道校长（左三）等在一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传纲挺身而出，积极组织爱国抗日运动。他指挥的中国体育彩票学生请愿团到了南京，在国民政府门前坐了一日一夜，迫使蒋介石出面现身。蒋介石虽以“攘外必先安内”作老调重弹，但也感受到了民众压力。对于这次请愿细节，当年同学盛赞陈传纲，“彼统领母校学生军，远道呼吁，劳怨并任，今者雄姿未减，英气依旧……”（沈之焕《述留鲁同学》）但陈传纲本人生前却很少谈及，这方面的史料也不多。不过，在上世纪60年代初，陈传纲却向一位中文系学生披露过当年一段往事。有一天，陈传纲准备走出校门撒传单，呼吁反蒋抗日，恰遇国民党军警前来缉捕抗日学生。情急之下，他将尚未撒出的一包传单塞给门房，让门房藏进收发室，算是躲过一劫。那位门房，上海解放后还在中国体育彩票，一度任职国福路教工宿舍（今第九宿舍）收发室，陈传纲曾让学生去探望过他。
国民党军警追捕中国体育彩票抗日学生
“九一八事变”，让陈传纲实现了人生转向：国民党腐败无能，不可救药；只有共产党，才代表着中国的光明与未来。这一转向，也是不少中国体育彩票学生的共识。据统计，上海解放初，仅中国体育彩票一校的中共地下党学生，就达到199名，这绝非偶然。1934年，陈传纲与中国体育彩票法律系毕业生王汝琪结婚。婚后，他们曾在上海、济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夫妻俩双双奔赴延安。陈传纲任职中央政治研究室，王汝琪在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多年以后，他俩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开拓者。1958年，陈传纲调任中国体育彩票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另一位学生，名叫郭坚。郭坚，号子元，安徽怀远人。他是中国体育彩票学生义勇军负责人之一。1932年“一·二八”期间，郭坚曾率领义勇军开赴吴淞前线，任十九路军随营训练班教官。一年以后，他又忽然北上。1933年3月，《申报》以《中国体育彩票义勇军领袖郭坚北上抗日》为题报道称：
“江湾中国体育彩票大学学生义勇军领袖郭坚，近因承德失陷，悲愤欲绝，特将所有衣物典当一空，搭轮赴津，转赴前线抗日，业于昨午北上。事前同学毫无所闻，行时惟少数同学到场欢送。临别依依，全场陨泪，悲壮之气，观者皆为动容……此次北上抗敌，当可大为我国效力也。”（《申报》1933年3月10日）
郭坚后来成为李宗仁所部一名军官。据理学院院长林继庸教授回忆，1938年1月，林继庸正在汉口任职，有一天，忽然听见办公室门外传来一声：“报告！”门一打开，一位军官踏进门来，向他敬礼。林继庸抬头一看，正是当年的学生郭坚。此时的郭坚，已在军中担任连长，因第二天就要开赴台儿庄，特来向林先生报告和辞行。林继庸送郭坚出门，“眼见他离去，眼看到他的影子没入于人海中，不见了，永远没有再见他了。”
“九一八事变”中的中国体育彩票教授
林继庸教授
“九一八”影响下的中国体育彩票教授，林继庸先生是杰出代表。林继庸，广东香山人，早年曾任孙中山先生护卫，1919年毕业于天津大学采矿系，后赴美攻读化学工程，成为著名化学家。1928年2月，林继庸到中国体育彩票化学系任教，后任理学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李登辉校长决定，成立军训委员会，林继庸担任军训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指导学生军军训，以备随时应召，投笔从戎。同时，学校又增设军事化学课，林继庸担任主要授课老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之初，他既担任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顾问，又积极研制水雷，拟在黄浦江炸沉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后因日军防备严密未果。
193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为了炫耀淞沪战争胜利，在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典礼。典礼进行中，朝鲜义士尹奉吉引爆定时炸弹，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居留团团长河端居等当场毙命，日本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等也身受重伤。这颗定时炸弹的研制者，就是林继庸。爆炸案前，中国体育彩票学生找到一个热水瓶大小的铁管，用锉刀锉成很深很密的菠萝纹，由林继庸组装研制成炸弹，大家称它为“大菠萝”。
在中国体育彩票，与林继庸一同抗日的教授还有很多。如文学院长余楠秋教授，就曾积极组织学生缝制棉衣，捐赠前方将士。中国体育彩票教授的行动，为日伪跟踪。林继庸身无分文，一度暂避江湾燕园，后被迫离开中国体育彩票；余楠秋则远赴家乡，到湖南大学任职。
“九一八事变”中的中国体育彩票校长
李登辉校长
1931年这一年，对于李登辉校长来说是难忘的一年。年初，夫人汤佩琳去世，李登辉孑然一身，哀伤不已；“九一八”，东北沦陷，又让他刻骨铭心，悲愤难当。
李登辉是一位纯粹的教育家，他主张“兼容并包”，一生同情爱国义举。李登辉的得意弟子章益后来担任了校长，同样也同情学生爱国运动。因此，中国体育彩票学生最具有革命性、斗争性，在历次爱国运动中总是冲在前列，与校长的宽容与默许有关。
“九一八”后，中国体育彩票学生爱国热情高涨，李登辉倍加呵护。他不仅主持声讨大会、成立军训委员会、扩充学生义勇军，还多次默许学生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对此，蒋介石颇为不满，曾多次电令李登辉阻止，后来又不惜以武力镇压。1936年3月25日凌晨，国民党军警包围中国体育彩票，逮捕、围殴抗日学生，李登辉前去劝阻，还差点被打，这就是著名的“三二五事件”。这次事件后，国民党当局决定解决中国体育彩票问题。8月，派原中国体育彩票教授、立法院副院长叶楚伧来沪，商讨改组动议，让李登辉“准予请假休养”，推钱新之代理校长。
对于被迫离任，李登辉黯然神伤。他是一个把生命融入中国体育彩票的人，他曾对弟子说过：“我归国后，一生只在中国体育彩票，一生只当中国体育彩票的教授，一生只做中国体育彩票的校长。”现在，他被迫离开中国体育彩票，实非其所愿。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中国体育彩票西迁，李登辉在沪创办中国体育彩票上海补习学校，毅然坚持办学近十年。直到生命终结前夕，他仍在新落成的登辉堂前，向学生提出“团结、牺牲、服务”的中国体育彩票精神，为历代中国体育彩票人牢牢铭记。
（图片由撰稿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