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传，赓续初心，自1927年创建以来，上医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医学人才，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无论在哪里，在什么岗位，一代代上医校友都始终牢记“为人群服务、为强国奋斗”的上医精神，为母校争光添彩，不辱使命。中国体育彩票上医推出一批优秀校友故事，希望他们的事迹和精神，能令后来者有所启发和感悟。
今天刊发的是1954级校友姚泰的故事，听他讲述上医前辈教书育人的点滴故事和他在上医度过的充实难忘的求学岁月。
入 学
1954年，我高中毕业后，被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录取。八月末，我带着录取通知书到学校报到。那时国家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工科类是热门报考专业，但我受家中几位做医生的长辈影响，从小就梦想着将来成为一名医生。所以我非常庆幸自己考取上医，成为了一名医学生。
1954年华东高等学校新生录取名单（上海第一医学院）（《解放日报》1954年8月15日第九版）
我们那一届新生人数很多，仅医疗系就有480人，分成8个班，每班60名学生，我被分在甲班。我们到学校后没几天，就有高年级的同学带领我们熟悉学校的环境。一位二年级的同学带我们登上老大楼（今东一号楼）的屋顶平台，在那里可以看到上医全景。那时上医校园比现在小得多，主要建筑就是老大楼、工字楼和松德堂。松德堂南边有一个大操场。工字楼的南边有两幢新建的二层的教室楼，即南一楼（今东3号楼）和南二楼（今东4号楼）。因为教室不够，所以还建有两间茅草屋作为临时教室。另外，在校园的西侧，穿过东庙桥路（今东安路），有两幢三层楼的女生宿舍，四周有竹篱笆围栏。女生宿舍的南边，隔着一条小河，是男生宿舍。男生宿舍占地稍大，都是两层楼的房子，北边几幢称第六宿舍，南边几幢较新的，是第九宿舍。第六宿舍和第九宿舍之间是一个大饭厅。我们新生都住在第九宿舍（今游泳馆的位置）。
图片从左到右依次为：1950年代东1号楼、现在东1号楼、松德堂、工字楼、东3号楼、东4号楼
高年级同学还带我们到校外看了枫林桥。枫林桥的坡度不大，两侧有暗绿色的铁桥栏，整座桥的设计和造型很优美，到了晚上，桥上的几盏灯亮起，朦胧的灯光下，周围的景色很有些诗意。枫林桥的北堍，以前是9路（今49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从那里上车，可直达汉口路外滩。车辆是从捷克进口的平头车，奶白色和红色相间的车身，在当时算是相当新式的。枫林桥下就是肇家浜。那时肇家浜已经大部分被填没，没有水流。从肇家浜上的几块水泥桥板走过去，就是东庙桥路，这样到学生宿舍就近得多。大约两年后，肇家浜填没完工，成为从徐家汇到打浦桥的一条宽阔的交通干道，枫林桥也就成为历史。
在参观学校时，我们感到最新奇的，是学校的附属医院的名称。那时各附属医院都以“学院”命名，有外科学院、内科学院、妇产科学院、儿科学院、眼耳鼻喉科学院等，听说这是学习苏联的做法。但不久学校就把名称改了回来，外科学院恢复为中山医院，内科学院改为华山医院，另外几个专科医院也都按专科的名称命名。
在开学前，四年级内科班（那时学生进入高年级时是分科的）的同学和我们班级组织了一次联欢会。联欢会在南一楼、南二楼的某个教室举办，主持人是闻玉梅和蒋茂松两位同学。那天闻玉梅穿了一件绿白相间的方格子衣服，非常热情，在她的带动下，联欢会的气氛非常活跃。蒋茂松也很有趣，他带领大家做集体游戏时，先自己默默做一套动作，然后让后面几位参加游戏的同学依次逐个学做一遍，最后一个同学做完后，要讲出这套动作表示什么内容。有趣的是，他做了一个拔胡髭的动作，拔完后还放到眼前细看了一下，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开 学
每年新生入学后，学校都会专门召开新生入学欢迎典礼，有一次在开学典礼上，我们还看到了颜福庆先生。他当时是医学院的副院长，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精神矍铄。记得他当时身穿一套白色的中式服装，手里拿一把黑色折扇，坐在讲台的右边。他面带着微笑，时而把折扇打开，很快地扇上几下，又再收拢。典礼上，他为我们讲了上医的传统精神，还重点强调上医学生毕业后要践行为人群服务的宗旨，不要开业做私人医生。我们坐在台下，发觉他习惯于把上医称为“第一上海医学院”，他讲话带着明显的上海本地口音，很多外地同学开始时听不太懂，但是他说话非常风趣，总是能引发大家一阵阵的笑声和掌声。
颜福庆院长在讲话
开学后，有关教学和学生方面的事务，很多都是由黄家驷副院长跟我们讲的。我们知道黄家驷是著名的胸外科教授，所以非常尊敬他。他告知我们，从我们入学这一年开始，考试将采用口试方式，并实行五级分制，即3分为及格，4分为良好，5分为优秀，2分为不及格。这也是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一个方面。黄院长还向我们仔细地讲了五级分制的具体做法、考试的方式、评分的标准等。这让我们感觉到，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很多事情的做法都会是新的。
学生考试，黄家驷（左一）林飞卿（左二）苏德隆（左三）
上 课
当时我们在南一楼的教室上课，两个班级的学生一起。讲课的老师大多都是教授、副教授，而且一学期的课都由同一位教授上，年资稍低的老师往往只能“试讲”一两次。老师们讲课非常认真，讲解和板书都非常清晰，常常和听课的学生有呼应，在重要、关键的地方往往会重复讲一遍，让学生能做好笔记。给我们班级讲课的化学老师居秉菁、物理学老师庄鸣山，以及后来基础医学课程的董泉声（生理学）、李亮（生物化学）、徐荫祺（寄生虫学）、林飞卿（微生物学）、朱益栋（病理生理学）、严家贵（病理解剖学）、全钰珠（药理学）等老师的讲课，都得到我们学生的高度评价。解剖学王永豪老师在讲课时，不时地在黑板上画画，用生动的线条把各种脏器的解剖结构和比邻关系准确、形象地表示出来，能很好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我们学生都照着在笔记本上画了下来。
学生在梯形大教室上课
朱益栋教授辅导学生
等到四年级时，我们在中山医院的礼堂里上临床课程，这里能容纳四个班级240多位学生。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全国知名教授，内科的有林兆耆、吴绍青、陈悦书、李宗明、戴自英等老师，外科的有崔之义、林春业、陈化东、左景鉴等老师，妇产科的有郑怀美老师，儿科的有彭大恩老师，眼科的有郭秉宽，耳鼻喉科的有胡懋廉老师。他们讲课前都充分备课，讲课时条理清晰，板书整齐，语速恰当，并且准时下课。每位教授的讲课风格又各有特色。记得吴绍青教授每次上课时，必定先要提问，请两个同学站起来回答，如果回答得不好，下次上课必定再向他提问，所以同学在听课前都做好准备。陈悦书教授每次上课时一定会在黑板上写“今日有答疑”几个字，欢迎同学在课后去向他提问。陈化东教授讲课时，话语生动有趣，常常会引发同学们的笑声。有一次，李宗明教授讲胃病时胃黏膜的变化，走到讲台边上用手抚摸着幕布说：“像天鹅绒一样”，这个景象我至今记忆犹新。林兆耆教授在讲肝硬化时，双手放在背后，在讲台上一边左右来回踱步，一边大声地讲：“第一点……第二点……”，一直讲到“第十六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我们用的教材，是由各个教研组的老师自己编写的讲义，没有教科书。多数课程的讲义经学校印刷厂印刷成册后发给学生，如果少数课程的讲义还没有全部完成，只能在课前先发活页讲义。所以我们学生在听课时都像速记员一样认真记笔记。有时写得稍慢了些，漏了几句话，下课后就找同学对笔记，把缺的地方补上。实际上，老师们的讲课内容是他们多年教学和科研实践的结晶，是十分宝贵的，所以同学们对笔记都十分重视，而且那时学校图书馆能供学生看的参考书很少，因此记笔记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手段。所以当时同学中流行一句话：“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有的同学还在后面又加了一句：“考试背笔记”。后来，有一批翻译成中文的苏联教科书出版，但和老师们课堂讲授的内容并不能很好地配合，所以大家看得不多。到20世纪50年代末，我们国家的医学教科书陆续出版，最引人注目的是沈克非教授主编的《外科学》，那本书很厚，用的纸张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好的，大家称这类书为“枕头书”。我在学校的新华书亭看到这本书后，立刻就买了一本。1959年我毕业时，徐丰彦教授主编的《生理学》和李亮教授主编的《生物化学》刚出版，我就把这两本书作为我报考生理学研究生的备考用书。
教材
上大课主要任务是听讲，而上实验课就要动手了。在实验课上，带教老师除了指导我们怎样做实验外，还都反复强调做实验必须有严肃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要注意操作的正规性，严谨地处理所得到的实验数据，严肃地对待实验动物，还反复提醒我们要爱护仪器设备。如规范地使用显微镜、分析天平，正确地清洗试管和节约用蒸馏水等。后来在学习外科手术学时，带教我们的郁解非老师对我们学打结、持止血钳、持手术刀等操作要求十分严格。同学在操作时，他在各组同学中巡回观看，手中拿了一把很大的止血钳，看到同学有操作不合正规的地方，就立刻把手中的止血钳指过去，要求同学重新操作。
基础医学部学生在做实验
考 试
那时很多老师会在下课前5到10分钟让学生拿出一张纸，做一道测验题。在实验课上，老师也常常会先让我们做一道测验题。有时我们没有很好准备，答不出测验题，就知道自己该怎样努力了。
前面我提到过，从我们那届开始，期终考试是采用口试的方式，按次序逐个进入考场接受考试。我们先在准备好的考签中任意抽取一份，每份考签中有三道考题，第一道是大题，要求学生答题时充分发挥，另外两道是小题，只需一般回答。学生在抽取考题后先到准备室内准备40分钟，然后进入考场接受考试。考场中有两位老师，通常一位是讲课老师，一位是实验带教老师。每名学生口试的时间是20分钟。学生用口述的方式回答考题，有时也可使用黑板书写。一般老师都要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追问，然后根据学生回答的情况当场给分。另外还有一个规定，如果主考老师认为学生的回答很好，但还不够十分满意，评分在4分和5分之间，这种情况下，主考老师可以再临时出两个题目，让学生当场回答，如果答得好，就可以给5分。我们每个学生都有一本“记分册”，口试前把记分册交给主考老师，老师评分后当场在记分册上写上分数并签名后，再把记分册交还给学生，口试就结束了。
记分册封面
记分册
很多同学都觉得口试的方式很好。在口试中，主考老师可以较深度地了解学生对考题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同时还可以知道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表达能力。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也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如果抽到的考签恰好是自己掌握得不太好的部分，那么得到的考分就比较差了。从学校的教学安排来说，教师的工作量非常大，必须出许多考试题，还要求每张考签上试题的难度相当。另外，口试所需要的时间太多，一个班级60人，如果一门课程的考试设两个考场，也要花一天半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更何况我们那届有480个学生。所以后来学临床课程时，考试就以笔试的形式进行了。
那时还有一个规定，如果一个学生期终考试各门课程都得5分，同时，品德操行的评分在“乙等”以上， “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的各项测验也都及格，学校就会给予“优等生”称号。我很幸运，在二年级时曾经得到过这个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