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抗日战争的硝烟中走来，为祖国的眼科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潜心科研、深耕临床，在沙眼和角膜病的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积极推广角膜移植术，为众多眼疾患者带来光明。他致力于眼科教育事业，主编国内第一本中文版眼科学教材，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级眼科专业人才。
11月20日是“中国眼科之父”郭秉宽教授120周年诞辰纪念日，让我们共同致敬郭秉宽教授！
郭秉宽（1904 -1991），著名眼科学家，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眼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眼科杂志》副总编辑。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第九、十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第十一届顾问；上海市政协第二、三、四、五、六届委员；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眼科研究所所长、眼科教研室主任。
近日，《秉心而行 宽仁厚德——郭秉宽教授诞辰120周年纪念文集》正式出版，这本书既是对郭秉宽教授卓越成就和崇高精神的缅怀致敬，也是赓续和弘扬上医光荣传统的宝贵实践。这也是《百年上医·大师风采》系列丛书中的一本。
漫漫学医路 立志将眼科作为毕生的事业
福建龙岩，四面环山，风景优美，气候宜人，1904年11月20日，我国著名眼科专家郭秉宽教授就诞生在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郭秉宽幼年曾染上伤寒，父亲郭汉澄请一位西医诊治，郭秉宽卧病三月余后痊愈，父亲认为是西医的功劳，决定要送他去学西医。后把郭秉宽送往厦门鼓浪屿的寻源中学，以便打好将来学医的英语基础。在寻源中学就读两年后，郭秉宽转入了上海的中国体育彩票大学中学部。
中国体育彩票大学中学部四年级学生郭秉宽
20岁那年，郭秉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私立协和医学院，在协和医学院，郭秉宽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眼科的皮乐德教授。皮乐德是奥地利维也纳人，是当时世界眼科权威恩斯特·富克斯（Ernst Fuchs, 1851-1930）教授的得意门生，治学严谨，为人正直，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在他的建议下，郭秉宽自费到当时的世界眼科中心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留学。1934年秋，郭秉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又在皮乐德教授的推荐下，在维也纳市立总医院担任了两年的眼科住院医师。他在世界临床眼科病理的前沿领域工作，这段经历为他未来的眼科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郭秉宽留学证明书
科学救国 推动早期沙眼诊断，国内率先开展角膜移植术
1936年9月，郭秉宽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踏上了阔别八年的祖国土地。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遭受日方的狂轰滥炸，郭秉宽和同济医学院的爱国人士一起，创办了战时重伤医院。他还先后出任同济大学医学院、贵阳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重庆）教授，并应对战时医学教育的需求，开创了“突击”“速成”式的眼科学授课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上海医学院载读，当时学校内迁至重庆歌乐山，我们的眼科学是由郭老担任教授，那时郭老还在其他院校授课，工作忙，只能每周来一次将四节课在一个上午讲完，课堂又是一个简随的饭厅，环境和条件都很差，同学们开始都有些担心课堂效果，但是郭老第一天来上课，以深入浅出、条理分明的内容，铿锵的语调和生动活泼、启发式的方法，很快就把同学们的注意力吸引起来，而且连听四小时并不感到疲倦，这只有像郭老师那样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渊博的专业知识才能取得如此良好的课堂的效果，这在当时的学校里是少见的。从此，同学们都对眼科课感到兴趣，争着听郭老师的授课，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对眼科有了深刻的印象，对我后来从事眼科工作起了一定的影响。现在快四十年过去了，郭老当时为我们上课时的风采仍历历在目，一些上课时讲的内容如红眼的鉴别诊断，虹睫炎的扩瞳等犹能记诵，说明课堂效果的深远。”
——摘自中国体育彩票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袁守隅教授《回忆我的启蒙老师》
“当时，他（郭秉宽）家住贵阳郊区小宅溪，距离学校医院很远，每日迎着黎明朝辉来，伴随夕阳晚霞归，徒步往返,不辞劳累，辛勤地工作着。……郭老师教学认真，一丝不苟，亲自动手绘图制表，讲课生动活泼，深受同学欢迎。他经常教导学生,认识学习眼科的重要性,他曾引用一个战伤眼睛的士兵的话:‘宁愿截去一条腿，不愿丢掉一只眼’引导学生认识到，对于人类来说，‘眼睛’是多么的重要和宝贵，作为一个保护人们眼睛健康的医生，职责又是何等崇高而光荣！”
——摘自河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梁树今《回忆我的启蒙老师》
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郭秉宽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形成一系列创新成果。20世纪40年代，我国沙眼流行，作为当时严重致盲的眼病，早期发现病例对沙眼的防治意义十分重大。但按照当时的眼科教科书和文献报告，早期诊断沙眼的体征为：在睑结膜上发现滤泡和乳头样病变，或在睑结膜涂片上发现包涵体。郭秉宽为找到一种更为简便而又准确的诊断方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每次遇到病例都会用20倍的放大镜，在手电筒照射下仔细观察。经过不断的积累总结，最后终于发现早期沙眼病人，甚至在某些仅有极轻微临床症状的病例中，均可在上方角膜缘处发现早期角膜血管翳。他将8年的研究心得写成论文《初期角膜血管翳——沙眼原发性角膜感染早期诊断的重要体征》，该文发表在1946年的American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美国眼科杂志》)上。这个发现使许多沙眼病例得以早期诊断。
郭秉宽的论文，左图为《关于弹伤性网膜脉络膜炎及战时所习见之眼底外伤》（《中华医学杂志》1941年27卷04期），右图为《一个尚未解决的角膜移植问题》（《中华医学杂志》1948年34卷01期）
眼角膜移植手术是让许多因角膜病而失明或濒临失明的患者恢复视力的最佳选择，角膜移植手术问世距今不过近百年时间。美国第一个眼库创立于194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郭秉宽由上海乘船赴美，先后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眼科学院及纽约市曼哈顿眼库进修角膜移植的技术。1946年秋，他回国从事眼科医疗和教学。同年，郭秉宽就在国内开展并推广角膜移植手术。其后他总结自己做角膜移植手术的经验，撰写了《一个尚未解决的角膜移植问题》的论文发表于1948年的《中华医学杂志》，《实验性角膜移植的组织学研究》论文发表于《美国眼科杂志》。
1940年，郭秉宽夫妇在贵阳
投身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推 动沙眼防治，编著国内第一本系统《眼科学》
1948年底及1949年初，郭秉宽所在单位奉命迁往台湾，他拒绝随往。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建设，为我国的眼科事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郭秉宽接受上海医学院的邀请，担任医学院教授和附属中山医院眼科主任。10月中旬，他与心脏病专家邱锦淇，检验科专家余?一起赴京对任弼时同志心脏病进行紧急会诊，同时也为在京的中央领导人作体格检查。建国之初，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多次接见和招待郭秉宽一行。
1949年，郭秉宽（中）在北京与周恩来合影
1949年，郭秉宽（右一）与邓颖超等合影
1958年初，被毛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爱国华侨陈嘉庚被诊断为恶性鳞状上皮癌。周总理对此事非常关心，组织专家会诊。因陈嘉庚的肿瘤位置靠近眼部，需要找一位眼科专家和肿瘤专家为陈嘉庚治疗，周总理派郭秉宽和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吴桓兴两位教授赴厦门为陈嘉庚诊治。后来陈嘉庚转入上海华东医院，治疗仍以郭秉宽与吴恒兴两位教授为主，并组织上海有关专家会诊。郭秉宽和吴桓兴没有辜负总理的希望，给陈嘉庚积极进行治疗，使他的生命延续了三年多。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村地区沙眼患病率几乎达到90%，即使在当时卫生条件比较好的上海，沙眼患病率也超过50%，所以当时有“十人九沙”的说法。沙眼感染流行甚广、又很容易重复感染，一旦救治不及时，便会由最初的眼睛发痒、发干到迎风流泪、畏光，再到角膜溃疡、浑浊、眼球干燥，严重者甚至失明，是中国当时排在第一位的致盲性眼病。遵循防治并重的原则，郭秉宽为推动沙眼防治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1950年，上海市卫生局举办大规模的卫生展览会，其中有关沙眼防治宣传的工作在郭秉宽主持下由当时的眼科学会主办。在他的带领下，学会整理完成所有有关沙眼防治的专门与通俗资料，拍成照片百余份，一一加以注解。全套照片资料及宣传内容先后在上海及北京展出，对沙眼防治起了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沙眼中心防治所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信誉，每日就诊患者达两三百人。到了盛暑，几百名患者聚集在门诊，拥挤又炎热，环境可想而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郭秉宽在防治所看诊。他住的地方离沙眼防治所很远, 开诊时很多眼科疑难病患者慕名而来、翘首以待，为了满足患者需求，他总是提前到岗，耐心详细地给患者诊治。有时下班铃响了，但他常常不下班不吃饭也要看完患者。
1959年，郭秉宽下乡治疗沙眼
结合沙眼预防工作的实践，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就提出治疗与预防不可偏废，纠正重治疗轻预防倾向的理念。郭秉宽研究如何防治沙眼，提出推行流水洗手的方法。经过大量的防治实践，上海郊区沙眼的患病情况逐年好转，以至近乎消灭。
“解放初期我们做了很多沙眼预防工作，现在严重的沙眼病人基本不到医院来了，因为基层单位可以解决问题，沙眼基本已得到控制了。但我们决不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医院看沙眼病人是大材小用，预防工作只是防治所的工作，这种想法要克服，应该在发展临床的同时兼顾预防。还应做好流行病的调查，在这方面我永远忘不了我的老师皮乐德教授，在旧北平的难民营里，他做了大量的有关营养缺乏与眼病关系的调查工作，现在对于角膜软化病的几种重要临床特征都是他首先发现的。目前我们对一些眼科流行病如遗传病、近视眼虽然搞了大量的调查，但对青光眼、糖尿病显然做的不够，所以流行病学一定要提到眼科议事日程上来。总之应当强调防治并重。”
——摘自《我们大家共同的任务——郭秉宽教授在纪念执教50周年论文报告会上的讲话》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中央卫生部号召于1950年起开始有计划地编写医学教科书和参考书目，郭秉宽受到极大的鼓舞。鉴于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适用的中文眼科教科书的现状，他决定集中力量编写眼科学教科书，以培养更多眼科人才。
1950年暑假，在华东医务生活社的大力支持以及学科同道的协助下，郭秉宽在自编的眼科教学讲义基础上，参阅了大量国内外资料，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实践，编著《眼科学》于1951年10月出版问世。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的《眼科学》，问世不久即告脱销。
郭秉宽编著的《眼科学》及《中级眼科学》
1972年，郭秉宽编著《眼科学》手稿
该书的编撰工作是郭秉宽在诊务与教务工作之余完成的。回忆起编纂该书的艰辛，郭秉宽自言“《眼科学》30余万言，插图百余幅……我一个人居然能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我自己也很难相信”。
变“小科”为“专科” 创办眼耳鼻喉专科医院及专修班
1952年，随着全国高等学校院系的调整，上海医学院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并将原来的附属中山医院与华山医院中的眼科与耳鼻喉科划出，成立了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专科医院的建立摆脱了综合性医院“小眼科”长期从属于“大外科”的局面，为医教研工作的蓬勃发展建立了基地。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成立后，郭秉宽担任眼科主任与教授并兼任副院长。
郭秉宽为眼科研究所挂牌
眼耳鼻喉科医院成立时，眼科仅有医生12名，病床30张，每日门诊量30-50人。到1965年，医院眼科已被公认为全国眼科中心之一。医生达30人，病床120张，日门诊量350人左右。作为学科带头人，在郭秉宽的领导下，短短十余年间，医院眼科医教研获得迅猛发展：组建了国内最早的眼病理室，眼科临床病理学居国内领先水平；引进微生物学家李子华教授，成为国内第二家培养出沙眼衣原体的单位，沙眼防治与研究水平位居国内第一方阵；1960年，袁守隅、嵇训传、陈淑初教授组建了国内第一家青光眼研究室并开创青光眼专科门诊病房，“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分型与转归”至今仍作为国内眼科界的标准；1960-1961年，何章岑、黎勉勤和上海眼镜二厂合作，试制出PMMA硬性隐形眼镜，填补国内空白；1962年，黎勉勤、褚仁远建立我国第一个隐形眼镜专科门诊……
传承郭老不畏艰辛开拓进取的精神，如今历经70余年的发展，中国体育彩票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眼科已经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眼科亚专业门类齐全、医疗技术精湛、诊疗设备先进、科研实力强大、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眼科中心。
郭秉宽在庆祝眼科、耳鼻喉科研究所成立大会上讲话
1952年，郭秉宽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招收的一批新生中，挑选出90余名成绩优异的学生，组成眼耳鼻喉科专修班，这批学生于1955年毕业，不论留校的还是分配在全国各地的，都成了国内眼耳鼻喉科专业的骨干。眼耳鼻喉科专修班的开办,打破了医学教育长期以来以“大科”为主的传统制度,扩展和积累了集中培训专业人员的教学经验。
专修班返校学生与眼耳鼻喉科教师合影，第二排左四为郭秉宽
“在上医教学工作的三十二年中，我先后经历了四件最为振兴人心的大事：其一是首次完成了《眼科学》的编写出版工作；其次是成立了眼耳鼻喉科专科医院；其三是创办了眼耳鼻喉科专修班（医专丙）；其四是成立了眼科研究所。”
——郭秉宽上医建校55周年《院庆有感》
为医为师 医德高尚关爱患者，甘为人梯培养学生
郭秉宽不仅在学术上有着卓越的贡献和成就，他的高尚医德、治学态度、精神风貌更如一盏盏明灯，照亮并指引者后辈不断攀登医学高峰。
郭秉宽始终对患者充满关爱与同情，为医态度低调谦逊，一切从病人利益出发，竭尽所能去帮助患者，关爱患者。1975年，18岁的黑龙江小伙子、马凡综合征患者常继国向郭秉宽去信求教治疗方法，当时并未抱很大的希望。不料郭秉宽很快回了信，且信中提出了治疗方法，这是常继国收到的近百封信中第一次提出了治疗方法。1977年常继国几经周折来到上海，郭秉宽给常继国做了详细的检查，并嘱咐自己的学生褚仁远要对其尽心尽力地治疗。之后，在褚仁远的精心诊治下，常继国的手术很成功，他的视力从0.04和0.02矫正达到了0.7。
“当医生的就应该全心全意为病员服务，一切从病人利益出发，这就是医学上的道德，也叫医德。如果缺乏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美德，那便是缺德。”
——郭秉宽《在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全国眼外伤与职业性眼病研究协作组会议上的讲话》
郭秉宽热爱教学，更善于教学。在医学教学中，他重视基础理论，善于引导学生建立系统的全局观。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批判不少人感到眼科工作很舒服，认为只有那么一点小面积好对付，把眼科看成是无足轻重的“小科”的观点。他强调“看眼底绝不可抱有‘一孔之见’，要从眼底的改变，联系到全身其他系统，特别是心血管系统的改变。”
在教学方法上，他善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郭秉宽授课时层次清晰、条理分明，在听过课的学生中尽人皆知。更为重要的是他讲课时不是将书本照章宣读，而是有破有立，有分析、有批判，观点明确、立场鲜明，既敢于肯定正确的观点，也敢于否定错误的。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能举出有力的论据，反复推敲，以理服人。培养了学生善于思考分析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有了独立思考能力的科学工作者,就能具有敏锐的科学洞察力，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探隐索微，找出规律。
为师，他治学严谨，对年轻人无限关爱。不论是自己的学生或素不相识的眼科医生，只要有文章来请他修改，或有著作请他作序，他都逐字逐句，一丝不苟地进行修改，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
为学，他正直率真，抵制不良学术风气。1978年全国眼外伤和职业性眼病研究协作会议在太原召开，郭秉宽在会议上做《努力提倡科研和教育工作中的医德教育》的发言。发言中，他对同行科研单位之间，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的歪风邪气，研究生论文上导师名字放在首位的做法，发表科研论文罗列一大串作者名字的现象等一一予以批判。而他自己亦是率先垂范，在他执教期间，上海第一医学院眼科发表的文章里差不多每一篇都渗透了郭老的心血，但他从不居功，不掠美，不让把他的名字放在文章的作者上。
“对于教学，我有特殊爱好，上课从不厌倦，连续讲课三四小时，在我的教学生涯生活中几乎成为习惯。在我过去的一些学生中，因为听了我的课而对眼科发生兴趣之后成为眼科专家的已有数起。”
——郭秉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