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我升入大学三年级，开始听王运熙先生讲授的“唐宋文学史”。我担任这门课的课代表，跟任课老师有较多接触的机会，由此我和王先生就逐渐熟悉了。我向王先生问学请益，从1959年到1960年，我前后写过三篇作业向王先生请教，其中第一、第二篇都是写在先生主讲“唐宋文学史”期间，至于第三篇作业的撰写，那是发生在一年后的事了。
当“唐宋文学史”讲到盛唐文学，王先生安排了一次课堂讨论，题目是如何正确评价王维的山水诗，要求每个听课的同学都要写一篇发言提纲，待课堂讨论后交给任课老师审阅。作业上交相隔半个月后，我请王先生提意见，王先生的反馈好像印象不太深，只是说了一句“还可以吧”。第二篇是为论李清照的作品写的发言提纲，根据王先生提示的线索，我专心阅读清人俞正燮的《癸巳类稿》，最后我汇总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认知，写入作业。王先生读了说：“比上次有进步。”
1960年一整年，王运熙先生都在给我们班级开专业选修课，上半年讲“杜甫研究”，下半年讲“李白研究”。我写了一篇题为《论李白的求仙、饮酒、隐逸与任侠》的读书报告，围绕题目说的四个方面展开评述，需知是际我正在细读李太白的全集，所引之材料自然比较丰富，再加上近期我又读过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集》，将自己获致的新鲜体验溶入本篇的内涵，殊有利于拓进兹文探究上述论题所达到的深度。该篇作业共计两万余字，王先生这次说：“写得很好，大有进步。”
我听王先生多门课程，前后撰写如是三篇作业，完成后请先生批评指教，给我的帮助和启益均甚显著，称得上是我求学道路上一段美好的读书因缘。
陈允吉（中文系教授）
